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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手機工廠在印度: 激流之下有暗礁

2019-12-19 10:18:31  來源:第一財經

【據IDC統計,2018年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1.42億部,功能手機出貨量1.81億部,兩者合計3.23億部,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市場,且仍處于快速增長階段。】

“如果你不能擊敗你的敵人,那么就加入他們。”這句話成為當下印度本土手機品牌最貼切的注腳。

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攻城略地,當地本土品牌已經基本消失在印度手機市場排行榜里,原有的本土四大品牌中Karbonn、Intex已基本退出手機市場,剩下的Micromax及Lava除了維持低端功能機業務外,開始轉而考慮利用工廠產能為中國手機廠商從事手機代工服務。

然而,在中國品牌涌入印度市場的過程中,原有印度本土的加工制造產能出現了嚴重不足。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·莫迪提出“印度制造”發展戰略以來,包括零部件生產、整機制造在內的中國手機成熟產業鏈也已經開始向印度轉移。

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建廠,既追求利潤,也幫助印度打造制造業基地。這不是一個“我來了、我看到、我征服”的過程,而是中印經濟交融共生的過程。

關稅撬動產業鏈轉移

距離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小時車程的諾伊達,于2003年由印度“國有出口開發區”升級為“經濟特區”,目前是互聯網及電子通信領域跨國巨頭們在印度的聚集地。有80多家移動通信設備制造工廠落地于此,被譽為“未來的世界工廠”,包括韓國手機制造商三星,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OPPO、vivo等,以及小米、傳音的代工廠都匯聚此地。

對于手機廠商而言,印度人口基數大、智能手機滲透率低、市場規模大,是難得的藍海市場。據IDC統計,2018年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1.42億部,功能手機出貨量1.81億部,兩者合計3.23億部,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市場,且仍處于快速增長階段。

在過去的幾年,印度成為中國手機品牌出海的重要一站,從印度手機市場占有情況來看,中國手機品牌已經在印度拿下50%以上的市場份額。

一位業內資深人士告訴第一財經,除三星、OPPO、vivo等在印度設廠的品牌商外,如小米等其他品牌及ODM商仍占有接近50%的市場份額,需要依賴于第三方代工廠。而原有兩大制造商富士康、偉創力及中國ODM企業在印度設立的一些中小工廠,全年總產能無法滿足市場需求,因此在印度設立規模處于第一梯隊的手機工廠,將面臨巨大市場機會。

在手機的整機制造中,SMT(表面貼裝技術)生產線數量是決定產能的重要指標。目前在印度,偉創力和富士康分別以30條和22條SMT生產線,成為印度市場排名前兩位的手機代工企業。2019年初,今創集團(603680.SH)旗下的合資公司金鴻運電子(印度)有限公司(KHY)在印度北方邦洛伊達建成具有16條SMT生產線的工廠,成為印度第三大,也是整個印度北部地區最大的手機代工企業。

更直接的推動力在于,為了鼓勵國內勞動力的釋放,印度政府開始重新審核與東盟、韓國、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,提出了“進口替代戰略”和“出口導向戰略”,從而限制電子領域產成品和半成品的大量輸入。例如降低電子產品原材料的消費稅,而對進口整機收取25%~30%的懲罰性關稅。

同時印度經濟特區內的生產制造企業,自企業開始經營五年內,其全部出口利潤均可在稅前扣除;企業在制造業務、生產業務和發電業務中使用的新機器、新設備,可按照機器或設備實際成本的20%進行加計折舊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印度最新稅法修訂法令規定,在2019年10月1日(含)之后注冊成立,且在2023年3月31日(含)之前開始生產的,首次投資制造業的新設企業,在符合特定條件下,可適用15%的企業所得稅低稅率,再加上10%的附加費和4%的附加稅,企業實際稅率為17.16%。

“制造業是印度未來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,印度二十幾個邦都在競爭招商引資,推出一系列優惠政策,根據公司的總投資額、業務模式、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,會進行不同額度的投資財政返還,返還額度占總投資額的30%~100%不等。”安永全球稅務網絡亞太區負責人Gagan Malik告訴第一財經。

對于利潤率較低且競爭尤為激烈的手機產業而言,關稅的變動無疑是巨大的成本支出。在貼近品牌商和用戶的原則下,手機上下游產業鏈陸續奔赴印度建廠。

金鴻運電子(印度)有限公司(KHY)總投資近7億元,可實現當地數千人的勞動就業。印度的人口結構年輕化,有大量的青壯勞動力,平均年齡29歲,人力成本低于目前中國內地水平。雖然當地工人的工作效率遠不如中國工人,但對于來自中國的成熟管理經驗來說,在工廠流水線上,只專注一道工序的職業工人并不難培養。

鑒于巨大的年輕人口紅利、莫迪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、稅收改革與近期優惠政策的推出,以及外國企業投資印度熱潮,勢必帶動印度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人民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,印度消費者對于3C電子產品需求也呈爆發式增長。

印度建廠“暗礁”

“一定要請好的當地律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務所”成為不少出海印度企業對后來者的建議。

不完善的基礎設施、頻繁變化的政策法規、紛繁復雜的稅款條例、工作方式和社會認知差異、營商信用環境等,都成為跨國公司進入印度市場的潛在風險。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管理的本土化,例如在工作方式上,印度人有下午茶習慣、不喜歡加班、雙休日必須休息,這些都與中國工廠形成鮮明對比。

從那些在印度成功扎根的企業經驗來看,往往采用“中+印”的核心管理團隊,和以印度管理者為主的基層管理團隊相結合的方式,產業工人資源則基本依靠本地員工,整機保持較高的本地化用工程度。

以金鴻運電子(印度)有限公司(KHY)為例,管理團隊中的中印管理人員的比例接近1:4,特別是基層管理者以印度員工為主,他們了解印度當地人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特性,便于溝通和管理印度工人,最大程度降低管理過程中文化差異造成的影響。

頻繁變化的政策法規和紛繁復雜的稅款條例,則是赴印企業的另一大挑戰。印度是民主選舉制的多黨派國家,執政黨每5年會進行重新選舉,不同執政黨的執政方針也會有所不同,這就導致國家的一些大政方針無法保持良好的延續性和完整性。

“一定不能忽視印度稅款的復雜程度。”安永國際及并購重組稅務咨詢合伙人張順源強調,因為思維模式和認知差異,很多國內的運營經驗和操作習慣在印度并不適用,導致跨國公司時常在印度出現稅務官司或稅務稽查等矛盾。

“尤其是數字經濟這一新興產業,印度的相關稅法還在不斷變更中,相關法律法規的變更、補充和修改涉及面非常廣,一旦造成稅務爭議訴訟,將對企業造成極大的時間成本。”張順源告訴第一財經。

例如,EPC(工程承包業務)項目合同時常引發涉稅爭議,所謂EPC工程俗稱“交鑰匙項目”,針對EPC項目印度稅務機關傾向于對整體合同的利潤進行征稅,即使項目的設計、工程和供應相關活動發生在印度境外,也要進行征稅。而一些判決則認為在印度境外的業務是不需要交稅的,這就需要中國企業盡可能明細分工范圍,明確執行地點和相關報價,保存好項目談判中的各類文件資料和完整的項目合同,充分利用稅收協定來規避相關的稅務風險。

張順源建議,企業在出海印度的時候,一定要有成熟的商業計劃和生產規劃,做好長期經營的打算,要仔細查看合同中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具體明細,要把口頭承諾落實到書面文字上,避免不必要的商業糾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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